放弃社运!

放弃社运!

“我们是不可以用异化了的工具来和异化斗争的。” 关于20世纪末反全球化运动的反思,之后成为社会行动理论的经典作品。

原文:"Give up activism",Do or Die 第9期,2001年
中文翻译原发表于InmediaHK.net,2006年(原标题为“社运收皮!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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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06年中文翻译】按:九九年十一月的西雅图的反世贸大示威,严格来说,其实并不是这几年新兴反抗运动的起点。当年六月十八日,各地社运团体已发起过一个全球行动日(Global Action Day),在世界各地同时举行集体行动,针对当时在德国科隆召开的世界八大工业国首脑峰会(G8),挑战全球资本主义体制。行动日的成功,直接间接为十一月西雅图的成功舖路。然而,全球行动日的成功,亦挑出了全球反抗运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。这篇文章写于六一八之后,尖锐地质疑社运积极主义这种形态,认为新的形势要建立新的视野和运动方式。

欧美左翼运动在这十几年来,受到多番冲击,意识形态争论、主流政党政治、以至革命远景等的议题,日渐淡化。代之而起的是公民社会、社会运动,以及这位作者所称的社运积极主义 (activism)等。这篇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反抗形式,指斥这种形态的政治,其实只是革命形势低迷时的权宜,今日己到了突破关口。作者以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原则,及六八年五月风暴前后名噪一时的创势国际派 (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)思想,点出了全球社会政治抗争的困局。文章发表后被广泛流传、讨论和驳斥,作者期后亦写了一个后续,修正一些过份受人咎病的观点。七年之后,至今读来仍有新意。特别是对于全球抗争形势滞后了何只七年的本地运动界,这篇文章在本地反思反世贸的议程中,应该会提供新的思考角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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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弃社运!

六一八全球行动日(J18)中最大的问题,是采纳了一种社运积极分子的心态。这个问题在六一八特别明显,因为参与组织和加入这次行动的人,其实都在试图突破这些界限。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批判任何人------它的目的只是要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引发一些思考,如果我们真是认真的想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话。

专家

我用 “社运积极分子心态” 一词,是意指有些人将自己首要地看成是社运积极分子 (activist),也同时属于一个由社运积极分子组成的社群。社运积极分子认同他们做的工作,视之为他们生活的角色,就像一项任务或一门职志,好像一些人认同自己是医生或教师一样。他们不会将这些事看成是他们碰巧在做的事,反而是他们的自我形象中一个必要部份。

社运积极分子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专业人仕或者专家。将你自己看成是社运积极分子,意味着你将自己看成多少是有点特殊性,或者比其他人更先进,因为你比其他人更了解社会变革的需要,也因为你知道如何达成目标,并且在创造这些变革的实际斗争中,你是站在领导的或前沿的位置。

就如一切专家角色一样,社运积极行动在社会分工中有它的基础------它是一种独特的工作。阶级社会的基石是分工,最基本的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。例如,在医疗和教育都有很仔细的分工。好像凑细路、吃补品这些事,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说三道四。但医疗和教育的分工,却令这些知识都变成医生和教师的专有财产。我们要靠这些专家来替我们做这些事。专家们经常满心疑妒地捍卫他们拥有的技巧,并将之神秘化。这种做法将人们分隔开来,使他人日益感到无能,也巩固着一个分等分级的阶级社会。

分工意味着一个人负起一种角色,代表着大部份那些不想负起这些责任的其他人。分工意味着其他人为你种粮、为你裁衣、为你供电,而你则继续实现你的社会改革。作为社会改革的专家,社运积极分子假设了其他人都不会做任何事去改变他们的生活,所以觉得有责任或义务去代他们做这种事。社运积极分子认为他们补充着其他人的欠缺活动。将我们界定为社运积极分子,意味着把 “我们” 的行动定义为一些可以带来社会变革的行动,而把其他千千万万非积极分子的活动视而不见。社运积极主义建基于一种误解,以为只有社运积极分子才是从事社会改革,但事实上,阶级斗争无时无刻都在发生。

形式与内容

我们的政治活动靠 “社运积极主义” 这种形式表现出来,但在最近数年,它日益和正渐趋激进化的政治活动内容,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张力。很多参与六一八活动的人的背景是 “社运积极分子”,他们为一个 “议题” 而发起 “运动” (campaign)。但过去数年在社运分子圈中的政治发展,却已产生了一种情况,促使人们超越过去的单议题运动(single-issue campaign),这些运动形式,曾用以针对个别企业和发展项目而发起。但现在已转向一个虽然定义还很含糊,然而却充满希望的反资本主义角度。不过,虽然运动的内容已经改变,社运积极主义的形式却没有变。因此,与其是针对Monsanto企业,走去佔领它的总部,我们现在看见了比Monsanto所代表的片面面貌更大的真象,从而发展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 “运动”。那么,有甚么比走去佔领被广泛视为资本主义的总部------城市金融中心------更好的呢?

但是,假如我们仍只是针对一个企业或一个发展项目,我们的操作方式其实只是依样划葫芦,虽然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同一回事,而你用以打倒一个特定企业的方法,也不应和你用以打倒资本主义的方法一样。例如,动物权益分子可以成功破坏Consort 养狗公司和Hillgrove Farm养猫公司,使它们生意失败,陷入赤字。同样地,反对Hungtingdon 生命科技公司的那些屠宰狂的运动,也成功的把他们的股价砍掉了三成,使那间公司濒临破产,要在金融中心发起公关运动,以挽救股价。社运积极行动可以打倒一间企业,但打倒资本主义却要做比这些更多更多的事,而非只是把这些活动,扩展到每个行业每间公司去。同样地,动物权益分子针对屠宰场,其结果可能只是帮了大型超级市场,去关掉几间小型屠宰场,因此而促进了竞争,以及市场的 ‘自然淘汰’ 过程。社运积极分子往往成功破坏一些小企业,但却增强了整体的资本力量。

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抗建公路运动。大规模的抗建公路示威抗议,制造了很多机会给资本主义的新兴行业------保安系统、监视器材、挖隧攀山的公司、和各种专家和顾问等。我们现在只是他们竞投建路合约时,要考虑在内的其中一个 “市场风险”。 事实上,我们可能只是促进了市场力量的宰制,把那些较弱和难以应付这些风险的公司淘汰掉。专门打击抗议运动的顾问Amanda Webster说道: “抗议运动的发展,事实上提供了很多商机,为那些能够有效地处理这些抗议的承办商,提供了更好的商业优势。”一如上述,社运积极行动可以打倒一间公司,或者制止一条道路的兴建,但资本主义照样继续,如果不是更为壮大的话。

如果有需要的话,这些例子足以显示,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止要求我们有一种量的改变 (更多行动、更多社运积极分子) ,而是一种质的变化 (我们要发掘更多有效操作方式) 。我们看来对真正要打倒资本主义没有甚么想法,就好像所需的只是令社运积极分子够多,到达一个关键的多数 (critical mass),就去佔领一切企业,我们就可以有一场革命….。

就算这些活动的内容已远超装载它们的形式,但社运积极主义的形式却被保存下来。我们仍然用变成一个 “社运积极分子” ,就一个 “课题” ,搞一个 “运动” (campaign)的方式。又因为我们是 “直接行动” 派的社运积极分子,我们会针对我们的目的物去 “搞一个行动”。针对一个特定的发展项目,或单一的企业而去搞运动的方法,被移置到这种去干掉资本主义的新项目。我们尝试去干掉资本主义,但又用完全不合适的语词去思考它,运用一种只适用于自由改良主义 (liberal reformism)的方法操作。所以,我们有那种 “搞一个行动” 去干掉资本主义的奇异景像,但那是一些全然不中用的方法。

角色

我们担任的 “社运积极分子” 角色就好像警察、父母或牧师------一种我们用以定义自己和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奇怪心理形式。 “社运积极分子” 是一种专业人仕或投身于社会改革的专家------然而,我们愈是依随这种角色和对我们自己的想法,我们就愈阻碍着我们期望的东西实现。一场真正的革命,应包含着[每个人]从所有事先预想好的角色中挣脱出来,以及打破所有的专业隔阂的纲领,亦即是要使[每个人]都重新作为自己生活的主宰。重新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,乃是一种革命的行动。它会创造新的自我、新的交往形式,和新的社群生活方式,而任何形式的 “专家” ,都只会妨害这形势的出现。

当年,创势国际(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)发展了对角色和特别是 “战斗分子” (militant)这种角色的严厉批判。他们批判的主要对象,是那个年头常见的左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。但其实这种异化形式一直都存在着,现在也很容易找到。不过,在我们当下的独特语境,我们更多碰上的,并不是左翼的战斗分子,而是自由派的社运积极分子。但两者之间又(毫不奇怪地) 有着共同特征。

创势主义者 (Situationist) Raoul Veneigem将角色定义如下: “刻板定型是一个时代的主导形象……刻板定型就是角色的模型;而角色就是行为的模范形式。态度的不断重复就创造着角色。” 扮演一种角色意味着巩固一些表象,同时忽略了任何真实的东西: “我们臣服于那些借来的态度。作为角色扮演者,我们栖息在不真实当中------也就是说,将我们的生命化约为一连串的陈腔滥调------将我们的每一天,拆碎为一连串或多或少不自觉地,从各种主导的刻板形象中拣选出来的恣态。” 自从早期的抗建公路运动开始,这情况就已经存在。92年12月在Twyford 高地的黄色星期三行动后,媒介焦点放在Dongas 族及那些示威中梳发辫的人。本来这并不很显眼,在清场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大群闲闲逛逛的人在那里。但人们就被媒体报导所吸引,跑来Twyford,以为每个人都是梳发辫的。媒体的报导产生了使 “普通人” 敬而远之的后果,但更多梳发辫的反文化族类就走了过来,大大地降低了抗议活动的多元性。最近,类似的事情又发生,因为保护沼泽地的抗争在电视媒体报导后,一些人跑到示威地点,并开始模仿他们在媒体上的表情动作,因为这些表情动作,被视作 “生态战士” 这角色的特色。

“一如消费者的被动性是一种积极的被动性,奇观(spectacle)的观众们的被动性,也在于去吸纳这些角色,在正统规范容许的范围内,把这些角色扮演出来。形象和刻板定型的不断复制,提供了一组模范,让每个人从中选取一个角色。” 战斗分子和社运积极份子的角色,也就是其中一种可以选取的角色。所以,虽然一些革命辞令伴随着这些角色,但背后其实是彻底的保守主义。

社运积极分子那些理应是革命性的活动,其实是沉闷和没有用的例行公事------恒常地重复几种指定动作,但其实毫无实现变革的力量。社运积极份子们甚至会害怕变革真的到来,因为这会干扰他们角色的轻松稳定,以及他们为自己划出的一小片揾食地盘(niche)。一如工会波士一样,社运积极分子是永远的人民代表和中介人。一如工会头头会害怕因为工人真的斗争胜利之后会失掉工作,社运积极分子也会受真正的变革所威胁。事实上,如果有革命,或者任何朝向这方面的真正进步,的确会使社运积极分子们深受打击,因为这会剥夺了他们的角色。如果任何人真的变成革命者的话,你就不再有甚么特别,不是吗?

所以,为甚么我们要表现得像个社运积极分子呢?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做的懦弱决定吗?[我以为]人们很容易去扮演社运积极分子的角色,正因为它和这个社会很合拍,也无损它分毫------社运积极主义其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异见方式。就算当作为社运积极分子的我们做了不被接受,甚至非法的事,社运积极行动本身也只像一份差事而已------意思是它和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成长都十分合拍。它具有某种吸引力的原因,正是它并没有革命性。

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烈士

了解战斗分子和社运积极分子的关键是了解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------为了那些被看成是与自我分离的 “伟大事业” 而作的牺牲。当然,这种自我牺牲精神,跟那些真正的,试图去掌握自我的革命活动,并不可相提并论,因为前者的所谓革命烈士精神,其实只是认同了一项和自己的生活并不相干的事业。反资本主义的行动把资本主义以为是 “外在地存在于” (out there) 城市金融中心,这是大错特错的,因为真正的资本权力,正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------我们每天都在重新创造资本的力量,因为资本并不是一件物件,而是一种由物所中介的人与人(因而阶级与阶级) 之间的社会关系。

当然,我不是说每个捲入六一八行动的人,都在同一程度上采纳了这种角色和这种自我牺牲。一如前面说过的,我以为社运积极主义的问题,在六一八特别明显,是因为那天本应是一个去打破这些角色限制,及日常操作方式的机会。我在这里所描述的,其实是一种 “最坏情况” 的景像,说明扮演一个社运积极分子可能带来的后果。我们有多大程度在我们的运动中把它指认出来,就显示了我们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。

社运积极分子令政治变得死气沉沉,把人赶跑,但扮演这个角色也会把积极分子本人搞垮。社运积极分子的角色,造就了目的和手段的割裂:自我牺牲意味着建立一条楚河汉界:作为爱和欢乐的革命是明天的事,但今天的事是职务和常规。社运积极分子的世界是由罪咎和职务所主导的,因为社运积极分子不是为他自己而战,而是为一项与自己无关痛痒的事业而做事,[就好像是说]: “所有事业都是同等地不人道的”

作为一个社运积极分子,你要否认你的慾望,因为你的政治活动是把这些东西定义为不是政治的。你会将 “政治” 放在一个和你生活的其他部份不同的箱子里---它就像是一份差事一样。你在9点到5点干 “政治” ,然后归家做其他事。因为它是在另一个箱子里,所以它不受任何真实世界当中关于成效的实际考虑所影响。社运积极分子感到有责任没头没脑地努力干同一套公式,不会停下来思考一下,关键的问题在于,社运积极分子要令自己很忙,必要时甚至要撼头埋墙来舒缓自己的罪咎感。

要成为革命者的一个条件,是懂得甚么时候要停下来,等一下。因为知道如何及在甚么时候使出最有效的一击,甚么时候则应停止动作是十分重要的。但社运积极分子却有一种由罪咎感来支配的 “我们一定要立即做一些事!” 的态度。而这是完全盲动的。

战斗分子或社运积极分子的自我牺牲情结,也反映在他们以专家自居而施加权力于他人之上------仿如一种宗教,里面有一种由受苦和自以为正义化身的行为所组成的位阶。社运积极分子自恃自己经受更大的苦楚,而施加权力于他人身上 (事实上那些声称没有层级的社运积极分子团体,都建筑了一种 “最投入者的专政”)。社运积极分子运用道德压力和罪咎感,去向那些在苦难的诸神系谱上的新丁施加权力。他们本身的服从,和他们要令他人都服从,都是互相关联的------因为这样才能令所有人都成为 ‘伟大事业’ 的奴隶。那些自我牺牲的政治动物,令他们自己的生命凋谢,也伤损了他们的生活意志------因为这种生活方式,会滋长出一种怨毒和对生命的冷漠,这些反过来都会令一切其他东西枯萎。 “他们轻慢生命……他们是绝对自我牺牲的党徒…...他们那种恶魔似的禁慾思想,使他们的生命扭曲。” 我们在自己的运动当中,可以找到活生生的例子。有时我们希望坐下来,抖一抖,但建造街垒的那份工作伦理,又令我们受罪咎感鞭挞,甚至有时更过分到连午饭也取消。当看见其他人都并不在牺牲自己的时候,自我牺牲的烈士就会被激怒和冒犯。就如同那些 “勤恳工人” 以为理直气壮地殴打那些街边的流浪汉和乞丐时,是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憎恨自己的工作,却又要逼使自己成为烈士,所以他们很憎恨看见其他人,竟然逃脱了这种命运。他们厌恶看见任何人,在他受苦的时候竟然还在享受人生------他们一定要把其他人都拉下粪堆------一定要实现一种一视同仁的自我牺牲状态。

在古老的宗教宇宙论中,成功的烈士会上天堂。用现代的眼光看,成功的烈士会期待自己青史留名。最伟大的自我牺牲、最成功的创造一种角色 (创造一个能令人仿傚的全新角色,例如生态战士就更好),可以保障他在历史赢取一个奖项---登上布尔乔亚的天堂。

老左派呼籲这种英雄式的牺牲是众所周知的: “享受你的牺牲吧,兄弟姐妹们!为了事业、为了新社会、为了党、为了团结、为了土豆加牛肉!”不过,今天这种呼籲是更为遮遮掩掩的:Vaneigem当年指责 “青年左翼激进派” 因为他们 “为了服务于一项伟大事业------所有事业当中最好的事业,他们花费了有创造力的时间在派传单、贴海报、向政客示威诘问。他们把行动拜物化(fetishized)的时候变成战斗分子,因为其他人正代替他们思考。”

这个我们也似曾相识呀------特别是关于将行动拜物化的部分------在那些左翼团体,那些战斗分子自由参加无尽的忙碌工作,因为他们的领袖或大佬有着 “理论” 这手牌,新鲜热辣------党的路线。而对今日直接行动派的社运积极分子来说,情况就有点不同------行动是给拜物化了,[不因信奉任何一种理论],更多反是因为讨厌任何一种理论。
虽然这些情况都存在,但在六一八当中,依靠自我牺牲和职务责任的成份并不显着。对我们更成问题的,反是那种参与了社运积极行动,就意味自己和 “普通人” 是分属不同世界的感觉。人们以某一些奇怪的次文化或小圈子而自我认同为 “我们”,和世界上其他的 “他们” 相互对立。

孤立

社运积极分子的角色,自绝于所有我们应去建立联系的人。一日担当了一个社运积极分子的角色,就好像使你和其他人脱离出来一样,因为你的确是有些与别不同。人们会用自己的第一身众数去思考自己 (当你说 “我们” 时你所指的是谁?),把自己看成是属于某个社运积极分子的群体,而不是属于某一个阶级。例如,在社运积极分子的圈子中,已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 “不要多谈甚么单一议题了” ,因为关键是要 “连结”。不过,很多人对这说法的理解,只是去和其他社运积极分子,去和其他运动团体 “连结”。六一八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整个想法就是去令所有不同事业不同议题的代表们聚首一堂,自愿地把他们自己赶到去一个由各种伟大事业组成的死胡同去。

同样地,那些最近在全国湧现的各式网络和论坛---Brighton 的Rebel Alliance, Nottingham的NASA,Manchester的Riotous Assembly,伦敦的Underground等都有一个类似的目的------要叫同区内的所有社运积极分子互相讨论。我不是要批评这个------对任何未来的行动来说,这都是必需的,但它应被看成是一种非常有限的 ‘连结’ 的方式而已。但有趣的是,这些团体在这类聚会所共同的,仅是他们都是社运团体而已------他们真正关心甚么,只是十分次要的考虑。

要把全世界的社运积极份子连结起来是不足够的,要把更多的人也转化为社运积极分子也是无大作用的。与很多人的想法相反,就算很多很多人都变成社运积极分子,我们都不会怎样靠近革命。有些人看来有一个奇怪的想法,以为只要每个人都被说服,变成好像我们一样的社运积极分子,我们就会有一场革命。Veneigem曾说过: “不管革命的专家们[怎样想],也和这些专家[所想]的相反,革命每一天都在发生。”

战斗分子和社运积极分子是一种社会变革或革命的专家。专家们招揽其他人进入他们的专长的小领地,以增加他们自己的权力,并驱除他们自身的无能感。 “专家们……先招揽自己以便招揽他人。” 就好像一个直销计划一样,层级是自我复制的------你被招募进来后,为免处身在金字塔的底层,你就要招募更多的人在你下面,下面的人又如是。这种由各种角色组成的异化社会,是透过专家们不断再生产的。

Jacques Camatte在他的一篇文章 <论组织>写过一个很精到的观点,说政治团体往往最终变成 “帮派” (gang),他们用排斥的方式来界定自己------团体成员的第一忠诚是团体本身,而不是他们从事的斗争。他的批判适用于那些五花八门的左翼小宗派和蚊型团体,但在稍弱的程度上,也适用于社运积极分子的心态。

那些政治团体或党派把自己取代了无产阶级,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变成他们最首要的事------革命活动就和 “建党” 及招募党员同义。那些团体将自己看成是独自手掌真理,所有其他人都只是笨蛋,需要他们这些先锋分子教育。在同志之间不是有平等的辩论,我们有的只是理论和宣传的互相割裂。团体有它的理论,但这些理论往往是秘而不宣的,因为他们相信,那些智力比较笨的,或会给一些比较大众化的策略所吸引而加入组织,那时,真正的政治才会出其不意地倒在他们头上。这种和团体之外的其他人打交道时,用的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法,类似一些宗教小宗派------他永远不会当面告诉你,他们究竟是甚么回事。

在这里,我们也可以看出和社运积极主义相似的地方,因为社运积极分子的圈子就像一个左翼分子的小宗派。社运积极主义整体来说有一些 “帮派” 的特色。社运积极分子的各帮派,往往可以变成一些跨阶级联盟,包容了不同类的自由改良主义者,因为他们都是 “社运积极分子”。人们将自己首要地看成是社运积极分子,第一忠诚是社运分子的社群,而非斗争本身。但 “帮派” 只是一个虚幻的社群,他把我们的焦点从更广阔的抗争社群身上转移开去。Camatte的重点是批评在团体和阶级之间,制造圈内和圈外的区分。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社运积极分子,因而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有所分别,并有不同的利益。

我们的活动应该直接表达真实的斗争,而不是强化一个特定团体的独殊性和区隔性。马克思主义团体当中,决定权力的最重要因素是拥有 ‘理论’ ------在社运圈子是不同的,不过也不是真的很不同------因为拥有相关的 “社会资本”------例如知识、经验、关系、器材等,正是决定权力的首要因素。

社运积极主义在它的操作中,再生产了这个社会的结构: “当那些反叛分子开始以为自己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斗争的时候,权威主义就开始得逞。” 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,因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最根本。资本是一种由物所中介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------异化的基本原理,正在于我们为一些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服务。如果我们用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之名,而使这种结构得以再生产下去的话,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。我们是不可以用异化了的工具来和异化斗争的。[……]

社运积极主义是一个身处弱势而逼不得已地采取的一个方式。[……]历史上,那些最接近于动摇、去除或者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,从来都没有采用过社运积极主义的方式。社运本质上只是一个适用于自由改良主义的政治形式和方法,用以将它推到其极限之处,并挪作革命的用途。对于真正渴求社会革命的人来说,社运积极分子的角色本身一定是问题多多的。